昨天松鼠会张撞鹿和桔子同学的 “进化论在中国备受推崇的背后”一文，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文中说“2003年，一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了进化论在中国有多么流行：71.8％的中国公众认可人类是从早期动物进化而来这个结论”。但就在不久前，一个数字显示中国人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人不超过2.25%，从71.8%到2.25%这么巨大的落差，不禁让人感觉这个“达尔文主义”似乎与科学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严复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介绍到中国时候，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可能最恰当地表达了当时人们对于国家民族要么生存要么毁灭的一种极度忧虑，之后的民族救亡运动与不断的革命也正是国家民族求生求变求发展的一个“阵痛”与“突变”的过程。加上唯物主义成为国家的主导思想，达尔文主义这个对抗“神创论”“唯心主义”这个利器自然就成了主导思想的一部分。人们接受的达尔文也是在中国“进化”了的部分，科学的成分逐渐被剥离开，成为社会思想领域重要组成的是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成功宣传推广与深入人心，融合了中国很多社会思想中的糟粕，这种“进化”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例如地域优越感，富裕优越感，歧视弱势，歧视贫穷，拜金主义盛行等等，都是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具体体现。更深入的探讨，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是遏制了独立人格与思想的发展，“目秀于林，风必摧之”，人必须适应社会的“潮流”才能生存，才能活的更好，思想的棱角都被这种潮流泡软摩掉了。

在纪念达尔文诞生200周年的时候，另一位和达尔文同岁的美国人，总统林肯，则是平等思想的推广者，人人生而平等，算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

人需要平等，更需要自由的独立的思想，科学需要达尔文主义，社会则不需要，“不适者也应该生存”，中国似乎也应该把达尔文思想“退化”回科学领域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