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个为什么

上中学的时候，生物学里总是要学到种豆子的孟德尔，这位遗传学的奠基人其实是个“民间科学家”，简称民科。最近读1956年出版的Herbert Wendt的书“寻找亚当”（In Search of Adam），看到里面讲述孟德尔的故事，现在读来还是很有启示的。

农民的儿子，孟德尔（Johann Mendel）知道很多农事，尤其是种豆子，但却缺乏把自己知道的种豆子的经验传授给别人的能力。他父亲死后，他在疾病与饥饿中放弃了农事，成了乡村民办教师助理，教授自然科学，但显然说话本事的欠缺，使得他成不了合格的教师，在失败中他几乎精神崩溃，学校只得把他送到维也纳去进修，也许这样能提高他的知识水平，并通过教师资格考试，也许在新的环境里也能恢复健康。

可怜的孟德尔在维也纳的教师资格考试中，得到的分数少的和他一样可怜，他的考官对他的评价是，这个人完全没有科学的头脑，他的生物学课程不及格，他在动物学的考试中不能回答最简单的问题，考官的结论是，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最好是“珍爱生命，远离科学”。

绝望的孟德尔决定回老家，在回家的路上，一位传教士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到Brunn的天主教堂去看看，并告诉了主教Cyrillus Napp孟德尔的失败的生活。当主教见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立刻意识到这人需要精神和生活上的帮助，建议他出家，于是孟德尔采纳了维也纳考官的建议，真正的远离了科学，成了一个教堂里的和尚，法号Gregor。

主教Cyrillus Napp是个好领导，看出孟德尔对农事的热爱，于是安排孟德尔到寺院的花园里种地，还给孟德尔买了显微镜，标本盒和不同的植物，于是孟德尔重新开始了他的农民生活，他种植蔬菜，果树，各种花卉，当然也包括他最拿手的豆子，他在他自己的植物王国里享受着快乐和自由，他让不同的植物杂交，记录得到的结果。

他把白色的花和红色的花杂交，得到了粉色的花，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然后他把这些第二代粉色的花相互杂交，得到的花里一半是粉色的，四分之一是红色，另四分之一是白色。之后再杂交，红色和白色保持不变，粉色的花再次分裂开来。

他重复了这个实验几千次，得到的结果都是如此，实际上他发现了一种遗传规律，杂交的第三代里，杂交的占一半，四分之一来自祖父，四分之一来自祖母，比例一直是1：2：1。 阅读全文…

6月份系里Retreat，请到癌症研究中心的主任Craig B. Thompson讲癌症的代谢，这位的演讲能力是超乎寻常的，其中他开玩笑式的一句话让我品味了很久，他说，科学家从来不相信真理，只相信数据。

这句话之所以耐人寻味，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实在是道出了真理的真正含义。以前说谁谁为坚持真理而献出了生命，当时不理解什么是真理，后来在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关于真理的大讨论中，得出的结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真理。就是说真理来自实践，更需要实践的检验与修正，按照Thompson的话就是真理背后是需要数据的支持的，没有了数据，真理就是一句空话。

现在很少有人再抽象的谈论真理了，在科学史上，为真理牺牲生命的人，例如布鲁诺，他坚持的是数据的真实和在真实数据之上得到的结论，这个是一个科学家的尊严所在，为维护科学的尊严和对数据的信念，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个也许就是坚持真理的真正含义所在，这个真理已经转化成了一种对科学的坚持，对数据的坚持，进而成了一种信念。

这么看造假和更改数据就是对数据，这个科学的灵魂的亵渎，而在没有数据支持下是得不到“真理”的。走下神坛的真理，就变成了科学实践过程中积累的数据，数据描述的只是一个自然的真实，这个时候真理就回归到了“真实”这个最朴素的核心上了。

记者的吹捧和媒体的报道代替不了数据，即使不断重复的声音使得人们形成一种“公共认识”，这个“公共认识”可能是商机无限的，但当涉及到科学的时候，依然，没有数据的支持，这个“公共认识”再强大，媒体即使用金喇叭吹，也只是试图把乌鸦说成凤凰，自来水说成口服液，地瓜说成抗糖薯。

什么时候，人们都能象Thompson所说的话一样，首先相信数据，然后再看你到底说了什么，对不对，科学就真正普及到人们的心里了，而那些没有数据还乱吹的人，或是替他乱吹的人，也就没有什么活动的空间了。

Show me the data!

前两天收到施海潮先生的一封很长的电子邮件，其实写给我的部分只有几句话，并要求我看完邮件后删除。邮件的内容是让我看一封他写给某位高官的信，看过之后，我沉睡很久的政治神经被针刺了一下。犹豫了很久，还是写了下面这段话。

施先生所做的和千百种保健品的营销策略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他坚信自己的产品，所谓抗糖茶片或叫抗糖薯对治疗糖尿病是有奇效的，验证效果的切入点就是地震糖尿病。他说日本很多“知事”，估计相当于县太爷之类的官员，都吃过他的药，感觉不错，地震糖尿病都治好了，中国地震是个难得的机会，可以验证地震糖尿病是否存在。

要验证地震糖尿病，就得首先推广这个概念，于是一些媒体报社的记者们给他吹喇叭。作为一名海外归来又有地震抢险经验的教授，他被任命为“总指挥”，有了到地震灾区的经历，他用激情感动着中国，最起码他自己和某些报道是这么说的。施先生经常提到的“将军怒”一文里也是这么说的，激情和感动过后，又回到了推广地震糖尿病这件事情上。

于是他到处呼吁，给高官写信，要求政府拨款几亿元资金普查地震糖尿病，并要求我“慎言”，不要乱讲“地震糖尿病不存在”而扰乱了他的计划，因为领导的秘书们是上网的，他们会看到。

我的回信是这样说的，“谢谢你转发的信件，不过对您通过关系向政府要钱查糖尿病的做法非常不同意，你可以到政府以科研基金申报的方式来申请资助，让专家们来评判，你这样做对其他科学工作者是不公平的”。

施先生请放心，邮件已经删除，其实邮件的内容在“将军怒”和您的留言里已经公布的差不多了，没有公布的，我也不会替您公布的。只是您该从自己编织的梦里醒醒了，人生还有很多其他更有意义的工作可以做，例如回到科研单位或医院，先做些预实验，得到些数据，写个科研课题，以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从事自己梦想的事业。

请放心，我会“慎言”的，以后我不会再提这个我已经不屑再争论的话题，在我眼里，没有“地震糖尿病”这个概念，句号。

演讲的时候，最尴尬的莫过于没有听众了，但如果听众基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这也不是什么很舒服的事情。

昨天读一本书，“GABA in the nervous system: the view at fifty years”，1950年科学家在脑子里发现了GABA，发现者Eugene Roberts写了第一章，“Adventures with GABA, Fifty Years on”，里面写到当他1951年在大西洋城召开的FASEB年会上讲GABA的时候，隔壁会议室里讲辅酶A，会议室满满的，他讲GABA，包括会场主席共有7名听众，一位还在后排看报纸，但他没有感到沮丧，而是很欣慰，因为他知道这个领域里根本没有竞争对手。后来人们都知道GABA是一个重要的抑制性神经介质，Roberts则是这个领域的开创者。

7位听众还是不错的，记得一次听一位讲肥胖心理的教授，他说一次他在一次会议上讲这个话题，很大的会场只有一位听众，于是他还是认真地完成了演讲，讲完后，走到台下握住这位听众的手，说我该给你买一瓶啤酒，太感谢了，这位听众回答说，先别急着感谢也别走，因为我是下一个要发言的人。

我在不同场所也讲过很多次了，印象最突出的是去年回国，讲了2次，但没有什么人提问，感慨国内的学术讨论的气氛还不是很浓，之后很多人都说我讲的不错，也私下问了很多问题，但为什么不在会场上问呢？也许是受非学术会议影响的。

今天一位网友给了一个衔接，是关于海啸和糖尿病关系研究的，我其实对糖尿病的冠名问题并没有什么太大兴趣，什么地震糖尿病，海啸糖尿病等等，都是唬人用的吓人称谓，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倒是印度的研究向我揭示了神秘的印度糖尿病。

知道印度糖尿病数量惊人，但总感觉印度是个遥远的国度，缺乏对印度的关注，今天从网上找到印度的英文医学杂志（JAPI.org），找到这篇关于海啸和糖尿病关系的研究（JAPI, Vol.54, 109-112, 2006），看到相关数据，大为惊讶！研究观察了印度南部的Chennai，共观察了2000多名当地居民，吸烟率竟然高达83%以上，受海啸影响和不受影响的地方差不多，但经历过海啸的人有78.5%的人喝酒，没有受到影响的也高达69.1%，这些人并不胖，BMI在23左右，受过高等教育教育的人不到5%，糖尿病发病率竟然高达10%，加上未被诊断的糖尿病人4%左右，8%的糖耐量异常，这些印度人中糖代谢障碍占到人口的近四分之一。

这些都是以打渔卫生的渔民，并不富裕，也不胖，几乎人人吸烟，各个喝酒，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糖尿病呢？难道真是印度人的基因对糖尿病特别易感？还是印度人的饮食文化存在问题？印度人不爱运动？

怎么都想不通！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象我这样的“网络科普爱好者”的大量涌现，网络医学信息迅速公开和普及，病人的医学知识水平普遍提高，这些改变冲击着传统的医生与患者的关系模式，医患关系正在向新的方向转变。

传统的医患关系是医生主导的，“医生当然什么都明白”，“医生是不会错的”，这些都是传统的对医生的描述，在医患关系中，医生是家长，是准上帝，医生说了算，说什么是什么。但这种舒适的医生生活正在逐渐消退，新的医患模式就是从家长制到伙伴关系的转变。

现在人们想得到某种疾病的信息，可以Google一下，到论坛上问一声，就可以得到很多信息，但这些信息并不一定准确，也可能是完全错误的，病人带着这些从网上得到的各色信息找大夫看病，医生的日子就很难过了，如果病人知道的很多且正确，医生就转变成与病人一起讨论疾病，不再是医生的一言堂，这个时候医生必须放下身段，平等地与病人交流，不再是“训导员”，这个自身身份的转变和权威可能受到的挑战，恐怕很多医生在心理上是很难接受的。如果病人知道的很多，但很多的东西并不正确，当医生的解释和病人知道的信息有冲突的时候，病人反而产生对医生的不信任，这个时候，医生能否或是有时间给病人耐心的解释，说明并纠正病人的某些知识的错误，这个对现在中国门诊的“短平快”式的看病方式是个很大的挑战。

这种新的“知识型病人”的大量涌现，迫使医生们要看更多的书，知道的应该更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和知识型病人打交道，也能很快发现病人对某些东西的错误认识，这就涉及到对病人健康教育的问题。健康教育是治疗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健康教育本身是有治疗作用的，从这个方面看，病人向知识型的转变，能使病人更多的意识到，自身的生活方式在疾病的产生和发展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病人也能更好地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这是这个转变的积极的方面。

而一些“貌似知识型病人”的增多，看病的时候，一会儿一个“十万个为什么”，这个对医生的耐心是个巨大的考验，简单粗暴的回答显然能加重病人的怀疑，新的医患矛盾也就因此产生了。

中国很多医患关系的问题，可能很大程度上源自对这种新的医患关系模式的不适应，医生和医院没有意识到这种现实的转变，或是是对家长式作风的留恋，新的医患关系模式正冲击着中国固有的传统模式。

今天，我非常喜欢的美国著名单口相声演员 George Carlin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享年71岁。想起3年前写的一篇文字，从别的地方翻出来，贴到这里，算是对 George Carlin的纪念。

相声在中国曾经是非常受欢迎的，也曾有过几位大师级的人物，但不管相声曾经怎样辉煌过，如果我说现在的中国相声是正在走向死亡的艺术，我想很多人都是赞同的。
是现在国人不需要相声了吗？显然不是，有人的地方就需要娱乐，而幽默笑话是娱乐里面最闪光的部分。不是人们不需要幽默笑话了，而是相声失去了让人发笑的精髓，没有了精髓的相声就变成了纯粹的耍嘴皮子，很多曾经是相声演员的人，现如今都改行了，能继续演小品就算是离本行不太远，说到小品，有人说这是相声的杀手，但事情显然不是那么简单，象吉它并不能杀死二胡一样，自身丧失了前进的动力和幽默的精髓，是相声走向死亡的根本原因。如果说相声是走向死亡的艺术，那么单口相声显然已经先行到达目的地了。
人的本性是需要笑的，不管是哪里的人，单口相声在中国已经死了，好在美国还有。美国这个叫做“Talk show”或是“脱口秀”的东西正当红，大部分人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美国艺术形式，我说这是美国的单口相声。
这种相声，一般是一人，服装随意，一个麦克风，站在舞台上开始天南地北，天上地下，随意地侃，舞台下的观众不停地大笑。内容没有任何限制，讽刺，调侃，幽 默，笑话，内容非常丰富，语言也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特点，而且少有禁忌，所以粗口，国骂不绝于耳，在公共电视台上播放都用一声“滴”把这些敏感词汇给遮盖 了。
这里面我很欣赏的人物有George Carlin, Bill Maher,还有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电影演员Robin Williams，另一位女性演员Ellen DeGeneres 也很有名。每次看这些人表演的“长篇”单口相声，就让我感慨，中国的单口相声能如此就好了，不就是能让人大笑吗！又不需要少男少女的尖叫，不要长相，不要 化妆，不计年龄，一个好脑子外加一张伶俐的嘴就够了。说到这里，才明白，相声的脑子早先于身体，远去了，任何没有了脑子的艺术，死都只是早晚的事情。
叹惜一声，为了中国现如今的相声。
再想想，相声怎么会死呢？相声生存的障碍可能就是因为帮派太少，估计不超过3个，所以有大量的近亲繁殖，造成种群的退化，最后死了。
说相声的几乎都是谁谁的徒弟，徒孙，徒重孙，不打破这个帮派垄断，相声是活不过来的。

在刚刚结束的68届美国糖尿病协会年会上，来自亚洲的流行病数据显示，亚洲人面临一场严重的糖尿病健康危机。

香港中文大学Juliana Chen博士研究了中国糖尿病的流行情况，指出“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中国的糖尿病发病率上升了3倍”，孩子们运动时间减少了，吃的饮食里热量更高了，油吃的更多了，肥胖和高血压呈现增长的势态，同时糖耐量异常在年轻人里也明显上升了，这些都是糖尿病的后备军。同时女性怀孕的时候更容易患妊娠糖尿病，怀孕期间患糖尿病母亲生的孩子，更容易出现糖耐量异常，也更容易得糖尿病。

旧金山地区的研究发现，当南亚人移民到美国后，比美国的其他种族的人更容易患糖尿病，而那些很好保持原来文化和生活传统的人则比那些快速美国化的人，患糖尿病的可能性要低。研究再次确认内脏脂肪堆积是患糖尿病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例如脂肪肝。

西雅图地区的研究，观察了第三到第四代日本移民，与生活在东京的同年龄组人群比较，患糖尿病的比率比生活在日本的人高出4倍，其主要危险因素是体重和体重指数（BMI），生活在美国的日本移民比生活在日本的人胖很多，运动量少，饮食中含有过多的饱和脂肪是主要的危险因素，但同时也说明亚洲人对肥胖的耐受差，在不是很胖的情况下也容易患糖尿病。

印度目前有近四千一百万糖尿病患者，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糖尿病患者都多，这些糖尿病患者中有75%生活在农村，25%生活在城市，在过去的6年时间里，印度城市居民的糖尿病患者增长了40%。在一定的BMI水平，印度人比欧洲人甚至日本人都更容易患糖尿病。

有效的预防干预，包括生活方式的改变，增加运动量，吃的更健康，加强健康教育等等措施。

这些数据特别值得中国人重视，因为同样，中国患糖尿病的人并不都是很胖的人，说明在比较低的BMI情况下，堆积在内脏的脂肪，特别是脂肪肝，使得对葡萄糖的耐受程度减弱，更容易患所谓代谢综合征进而患糖尿病，意识到这个健康危机的存在，特别是中年有脂肪肝的人，主动改变生活习惯，多运动，少吃油腻多吃水果蔬菜，努力减肥，特别是减肚子上的肥肉，目标是腰围要少于裤长，这样才能减少患糖尿病的风险。

另，预防糖尿病还是要从孩子抓起！

记得很久以前，看了一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片，介绍说当殖民者遇到非洲采采蝇和昏睡病后，望而却步，中部非洲因为采采蝇而免于被殖民统治，现在看来好像并不正确。

我最近发表在JBC的一篇文章里，研究了Malic enzyme （苹果酸酶）和Pyruvate cycling （丙酮酸循环）在胰岛里的作用，在讨论里引用了一篇关于采采蝇肌肉的研究，采采蝇的肌肉里就含有非常丰富的苹果酸酶，这样可以保证在飞行的时候，通过氨基酸分解代谢来最大限度地提供运动所需要的能量。

采采蝇因为昏睡病而闻名，所谓昏睡病（Trypanosomiasis，sleeping sickness），是一种叫做锥虫（）的寄生虫感染造成的疾病，流行于撒哈拉沙漠到Kalahari沙漠之间的中部非洲，这里又被称为采采蝇带，采采蝇叮了人或是牲畜后，把寄生虫注射到被叮咬动物的体内，然后寄生虫开始在体内繁殖，被感染的人，出现昏睡，继而昏迷死亡。14世纪西部非洲马里的国王，Mari Jata就是死于这个疾病，昏睡大约2年的时间，然后死亡，这是文字记录比较早的昏睡病例。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当西方的殖民者们把贸易拓展到西部非洲的时候，他们发现了这个非常奇怪的疾病，得病的人昏睡不醒。人们对这个神秘疾病充满好奇，对病因的解释也是千奇百怪，有人认为是喝酒太多造成的，也有人认为是吸大麻过量，吃变质的食物，或是因为精神创伤造成的。

当苏格兰医生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在1850年左右到非洲探险的时候，在雨林和草原穿越，发现马匹经常死亡，死亡的马都是被苍蝇叮咬过的。这位大夫开始用砒霜治疗患病的马。后来发现，不仅是马，牛，狗都会患这个病，这个病的流行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后来探险者们发现了采采蝇（Tsetse fly）和这种神秘疾病之间的联系，就把这个病直接叫做“苍蝇病”。

1840到1880年间，一种新的寄生虫被发现，这种寄生虫寄生在鱼，青蛙，老鼠，骆驼和马身上，1843年，法国医生David Gruby (1810-1898)在青蛙的血里发现了一种寄生虫，其形状类似开葡萄酒瓶塞的螺旋起子，动起来也是旋转着，后来科学家们给这个小东西起了个名字，叫做“锥虫（Trypanosoma）”，这个词汇来自希腊语，Trupanon，意思是在头颅骨上打洞，soma，意思是身体，中文翻译成锥虫非常形象。

1894年英国军队的外科医生David Bruce（1855-1931）和他的妻子Mary (1849-1931)到南非研究牲畜死亡的情况，他们在一头被采采蝇叮咬后得病的牛血里分离到一种微生物，他们认为是这种微小的“魔鬼”导致牛的死亡，于是他们把狗放到采采蝇的生活圈子里，狗回来的时候患了和牛一样的病，Bruce夫妻在患病的狗血里发现了同样的微生物，他们把采采蝇放到马厩里，不久马得了病，马血里发现了和患病的牛和狗一样的微生物，Bruce夫妻确定了采采蝇，牲畜病和寄生虫之间的内在联系。但依旧，人们还不知道人类的昏睡病也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直到1901年，在赞比亚的昏睡病人血里发现了锥虫，同时昏睡病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乌干达流行，英国政府派人到乌干达寻求病因，但当时的几位科学家认为这是一种细菌感染性疾病，因为错误的预先假定的想法，所以一直没有找到导致疾病的“细菌”，英国政府对调查的进展很不满意，于是派Bruce负责调查工作，1903年，Bruce确认是锥虫导致了和牲畜一样的感染，人感染后就表现出昏睡病的症状，这种锥虫被命名为Trypanosoma Brucei。

之后人们确认是雌性的采采蝇传播锥虫，其他一些动物例如非洲大羚羊，羚羊，携带锥虫但不会患病，而人，马，牛等动物感染后患病。

昏睡病又被称为“殖民病”，这个神秘的疾病并没有像电视片上说的，把殖民者们吓跑，在英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和德国的殖民地都广泛流行这种疾病，昏睡病造成的灾难是惊人的，仅仅在1896年到1906年间英国殖民地乌干达就有25万人死于昏睡病，在刚果盆地死亡人数则超过了50万。疾病的灾难引起殖民者们的广泛关注，不断有科学家，医生们到非洲专门从事昏睡病的研究。

之后，殖民政府采用了各种措施控制疾病的传播，例如强制居民迁离采采蝇的居住地；用砒霜的衍生物治疗昏睡病，尽管这种药物的副作用非常大；杀灭采采蝇等等措施。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在殖民者到达非洲前，因为相对隔离的部落生活，人，牲畜和采采蝇相安无事，正是因为殖民者的进入，改变了整个生物圈里的平静，疾病开始快速传播，这就是“殖民病”称呼的由来。

1970年后，昏睡病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控制，但近些年来，在非洲政治不稳定战乱连年的地方，昏睡病出现了增长的趋势。今天，锥虫感染仍然是威胁非洲人健康前10位的疾病，感染的区域又往往是非洲最贫穷的地方，所以人们并不重视这个病，研究控制和治疗的经费连年萎缩，被称为“被人遗忘的疾病”。这个病仍然威胁着六千万非洲人的健康，每年有大约50万新病例，造成6万多人死亡，还造成每年超过3百万头牛死于锥虫感染，使得感染的地区进入到疾病，贫穷，饥荒和死亡的循环。人们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才最终了解了这个疾病，但却不能非常有效地控制这个疾病，没有疫苗，没有副作用小效果好的理想药物，因为得病的人都是非洲最贫穷的人，没有可以赚钱的空间，所以没有大药厂花大的精力来研究开发药物，所以这个病就真的被人们遗忘了，尽管他还在非洲肆虐着。

图片来自,Nature.com

我一直相信，认识人类疾病的历史对认识人自身是很有帮助的，前些天女儿学校发来通知，说一些孩子身上发现了虱子，让家长注意防范。说到虱子想到了这个话题。

1577年在英国牛津，一位叫做Rowland Jenks的人被带到法庭，审判的时候吸引了很多城市里的居民和牛津大学的人来看热闹，法庭里非常拥挤，气味难闻，Rowland被判有罪，惩罚是被割掉双耳，之后据说他又活了30多年。但看热闹的人却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情，很多人陆续生病，发烧，身上出现很多红点，然后很快死亡，这个病在牛津流行起来，估计500多人死亡，包括100多牛津大学的教工和学生，还有当时在法庭的一位贵族以及法官本人都没有逃脱。这个就是英国历史上很有名的所谓“黑色法庭”。

后来人们知道这个病叫做流行性斑疹伤寒，也被叫做监狱热，是寄生在人身上的虱子传播的疾病，更精确的说是虱子拉的粪便传播的疾病。虱子不像跳蚤蚊子，不会飞也不会跳，只会爬，一般寄生在人衣服缝里，喜欢羊毛和纯棉的内衣，在衣服缝隙里安家后，饿了就到人身上吸血，高兴了就在衣服缝里生孩子。如果一个人患上了斑疹伤寒，他身上的虱子吸了这个人的血，虱子因为消化系统受到疾病的伤害，很快也就死了，但如果在这个虱子死之前，爬到了另一个人身上，因为消化系统出了问题，在这个倒霉的人身上拉了粪便，这个人感到了搔痒，一抓，疾病就顺着皮肤微小的破口传给了这个人。虱子的粪便干了以后，变成灰尘飘到空中，也能被人吸到呼吸道里，吸入的人也能被传染。

人得病之后，发热，关节肌肉疼痛，出现剧烈头痛，身上出现典型的斑疹，这就是中文“斑疹伤寒”的来历。英文名字叫Typhus，源自希腊语typhos，意思是发呆懒散，描述了患病者的一种精神状态。

斑疹伤寒往往发生在生活条件恶劣的地方，例如卫生条件很差又非常拥挤的监狱，船舱，发生战争和饥荒的时候也容易流行。

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流行是在1812年，拿破仑率领几十万大军进攻沙俄，在进攻的过程中很多士兵得了这个病并死亡，到进入莫斯科的时候，只剩下不到10万人，莫斯科是座空城，饥饿，寒冷，再加上士兵们挤在一起过夜避寒，加速了斑疹伤寒的传播，拿破仑兵败回到法国的时候，60万大军只剩下了3万人，3万人里能干活的只有几千人。

1909年，法国人Charles Nicolle （1866-1936）在北非发现，当一个人住进医院或监狱的时候，把衣服脱光，洗澡，头发胡子剃光，这个人就不会传给别人斑疹伤寒，他通过这个发现了虱子在疾病传播中的作用，因此他获得了1928年度诺贝尔奖。现在监狱的很多做法也许就是源自这位的建议。

1909年，美国病理学家Howard Taylor Ricketts (1871-1910年)首次发现落基山斑点热的独特病原体，这是一种更接近细菌的原核生物，Ricketts在芝加哥的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他有的时候还把分离出来的病原体注射给自己，观察反应。1909年墨西哥城流行斑疹伤寒，于是他到了墨西哥城，并成功地分离到了病原体，不幸的是，他也被感染上并死于这个病，以后人们把引起斑疹伤寒的病原体叫做立克次氏体（Rickettsia）。巴西科学家J.M.von Prowazek （1876-1915）也独立发现了斑疹伤寒的病原体，他也是死在自己的研究上，有的时候，人们也把立克次氏体叫做普氏立克次氏体，以纪念这两位为疾病研究献身的人。

以后随着敌敌畏和喷药筒的发明，人们找到了对付虱子的办法，有的科学家还从虱子的肠子及粪便里提取出东西制成了疫苗，抗菌素大量应用后，斑疹伤寒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还是见过不少斑疹伤寒患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