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个为什么

最近博客出现问题，登录时无法进入后台管理，于是升级到2.6，预计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问题依旧，到WordPress.org论坛，发现很多人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解决办法还没有，清除cookies并不是很有效。

只有重新安装系统，恢复备份，总算最后搞定了，但发现Alex King著名的Popularity Contest插件出现错误，可能是与新版本不兼容，要想继续用只有等King升级他的插件了。最后没有办法只有安装postview插件，这样就出现了所有文章浏览数量重新计数的问题，这样也好，7月20日开始从新计数。

恢复备份的时候丢失了几个评论，对不起留言的各位了。

我的这个博客还会继续下去，最近因为地震糖尿病的问题，出现对这个问题的大量评论，很多讨论很好，始于科学止于科学，但出现冒充ID的问题，包括冒充我的ID，正式的看，冒充ID是一种犯罪行为，网络ID就算不上了，但这种行为很不好，没有办法，我在开博客3年来第一次关闭了文章的评论，以后我还是考虑从新开放评论，毕竟对于博客，言论还是很自由的。

最近一期时代周刊，一位读者发表了对上一期马克.吐温的专题文章的评论，说道:“You can’t be the leader of the free world if you are not led by the freethinker”。自由的思想不仅对于国家，就是对于个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对于WordPress的经验，能不升级，就尽量别升。

昨天在网上闲逛，在上海一家基因公司的网站上居然见到了专家团队里的一位大学同学，这位已经失散了快20年了，2009年就是本人大学毕业20周年纪念。还是昨天，接受了大学线粒体兴趣小组的邀请，明年春天讲一次代谢与胰岛素分泌，就着热乎劲，参加了NIH的线粒体兴趣组，之后很快收到很多电子邮件，原来这是个邮件里的“科学2.0”。

邮件里讨论一个肿瘤细胞的代谢与生长的问题，一位马里兰大学的教授建议大家读一篇文章，这是马里兰大学“Leslie C Costello”和“Renty B Franklin”写的评论文章，发表在Molecular Cancer (2006, 5: 59)上，题目是“Tumor cell metabolism: the marriage of molecular genetics and proteomics with cellular intermediary metabolism， proceed with caution!”。

读过文章后居然非常同意文中的观点，传统学究式的代谢研究的确与现代派的基因学蛋白学存在着研究方法上的不同，其根本是这种差别代表了两代科学家接受教育的过程是不同的。传统的科学家受到六七十年代生化代谢黄金时期的影响，接受了系统的酶学，传统生化，代谢调节等等的培训，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从代谢改变的现象入手，发现具体代谢通路的改变，然后研究这个通路里关键酶的活性改变，之后向上追述，探索蛋白以及基因是否是变化的原因。这个思路就是我去年回国演讲中宣扬的，我的观点是，医院里的科研不能脱离临床，首先从临床科研开始，发现问题，然后看这个问题背后的生化代谢背景，再观察是否是基因蛋白改变造成的，在科研过程中，不断地把科研的进展再翻译回临床，指导临床上对这个特殊疾病或问题的诊断治疗。就这样，从临床到基础，从基础再回到临床，反反复复，相互推动，这样才能保持一个大夫一辈子科研的延续性和实用性，当时我用我们研究的一个儿科疾病的经验作为例子，说明这个思路是可行的，这个我称之为“从下向上”的方法。

而按照现代基因学的做法，是从基因开始，大规模基因研究，发现某种疾病基因的改变，再看蛋白水平的变化，之后是蛋白功能的变化，最后观察是否这个蛋白对代谢有影响，简单的说这是“从上向下”的方式。这种方式是非常流行的，但很多时候，从上向下走的并不远，到蛋白水平就停住了，前面文章里的解释是，现代博士教育里把传统教育里的代谢部分都压缩或砍掉了，因为很多人认为代谢问题早已经都解决了，在大学教育里都学过，没有必要重复了，这就造成现代派科学家对代谢的轻视，这个也反映在一些主流科学杂志发表文章的倾向性上，现代派科研方式得出的结论很容易发表在CNS上，而传统代谢的文章就非常难了。

好在，现在传统派和现代派都意识到彼此的不足，正在逐渐向彼此靠拢，这个也是近来癌细胞代谢研究大的趋势。

波士顿儿童医院生物及医学信息工程项目及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健康科学与技术部开发出一个世界疾病地图，主要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一些政府的疾病报告，新闻媒体的报道等，将近期发生的疾病标示到世界地图上，其中有中文。

疾病包括各种人和动物的传染病，例如最近中国发生的手足口病，猪生殖与呼吸道综合征，美国发生的沙门氏菌痢疾等都有说明。这个有助于了解世界疾病流行情况，对于旅行非常有帮助，奥运期间，公众也能了解一下目前世界都流行什么疾病。

但看过之后，这个系统也有漏洞，例如把中国7月电脑病毒疫情报告也包括在里面，可能是IT部门用词太容易和医疗系统混淆有关，电脑看到“病毒，疫情”两个关键词，就自动算进来了。

不管怎么说，这个地图还是很有意思的，对于非专业人士，可以看看世界各地的患病情况。

奥运快到了，但如果问这个问题“谁是奥运史上文凭最高的金牌得主？”，怕是奥运专家们都不一定答的上来。

这个人就是Britton Chance，在他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得到5.5米帆板金牌的时候，他拥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两个博士学位，和同年剑桥大学授予他的科学博士学位并且成为美国科学院的院士，就是说这位得到奥运金牌的时候，有3个世界顶级大学的博士学位，并且已经成为了美国科学院的院士。

Britton Chance生于1913年7月24日，今年已经95岁了，大约2年前关闭了自己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实验室，到新加坡工作。上个月，系里Retreat的时候，见到他，依旧骑自行车，头脑非常清楚，和他攀谈的时候，知道他在新加坡很活跃，在壁报交流的时候，他还有第一作者的文章，研究的内容是通过脑血流的变化看日本孩子的学习能力，如果一个孩子在解数学题的时候，如果他明白了，脑血流就快速下降。这个联想到他几年前研究的新型测谎装置，通过观察脑的一些指标确定一个人是否要说谎，就是说能确定一个下一句话说的是否是谎话。

几年前，系里给他和系里另外一位和他同龄的Mildred Cohn教授庆祝90岁生日，来自世界各地的他们的学生们聚集到一起，开了2天的学术会议，介绍两位的生平，都是可以用神奇来形容的。

JBC杂志特别介绍过这位传奇教授。

上中学的时候，生物学里总是要学到种豆子的孟德尔，这位遗传学的奠基人其实是个“民间科学家”，简称民科。最近读1956年出版的Herbert Wendt的书“寻找亚当”（In Search of Adam），看到里面讲述孟德尔的故事，现在读来还是很有启示的。

农民的儿子，孟德尔（Johann Mendel）知道很多农事，尤其是种豆子，但却缺乏把自己知道的种豆子的经验传授给别人的能力。他父亲死后，他在疾病与饥饿中放弃了农事，成了乡村民办教师助理，教授自然科学，但显然说话本事的欠缺，使得他成不了合格的教师，在失败中他几乎精神崩溃，学校只得把他送到维也纳去进修，也许这样能提高他的知识水平，并通过教师资格考试，也许在新的环境里也能恢复健康。

可怜的孟德尔在维也纳的教师资格考试中，得到的分数少的和他一样可怜，他的考官对他的评价是，这个人完全没有科学的头脑，他的生物学课程不及格，他在动物学的考试中不能回答最简单的问题，考官的结论是，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最好是“珍爱生命，远离科学”。

绝望的孟德尔决定回老家，在回家的路上，一位传教士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到Brunn的天主教堂去看看，并告诉了主教Cyrillus Napp孟德尔的失败的生活。当主教见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立刻意识到这人需要精神和生活上的帮助，建议他出家，于是孟德尔采纳了维也纳考官的建议，真正的远离了科学，成了一个教堂里的和尚，法号Gregor。

主教Cyrillus Napp是个好领导，看出孟德尔对农事的热爱，于是安排孟德尔到寺院的花园里种地，还给孟德尔买了显微镜，标本盒和不同的植物，于是孟德尔重新开始了他的农民生活，他种植蔬菜，果树，各种花卉，当然也包括他最拿手的豆子，他在他自己的植物王国里享受着快乐和自由，他让不同的植物杂交，记录得到的结果。

他把白色的花和红色的花杂交，得到了粉色的花，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然后他把这些第二代粉色的花相互杂交，得到的花里一半是粉色的，四分之一是红色，另四分之一是白色。之后再杂交，红色和白色保持不变，粉色的花再次分裂开来。

他重复了这个实验几千次，得到的结果都是如此，实际上他发现了一种遗传规律，杂交的第三代里，杂交的占一半，四分之一来自祖父，四分之一来自祖母，比例一直是1：2：1。 阅读全文…

6月份系里Retreat，请到癌症研究中心的主任Craig B. Thompson讲癌症的代谢，这位的演讲能力是超乎寻常的，其中他开玩笑式的一句话让我品味了很久，他说，科学家从来不相信真理，只相信数据。

这句话之所以耐人寻味，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实在是道出了真理的真正含义。以前说谁谁为坚持真理而献出了生命，当时不理解什么是真理，后来在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关于真理的大讨论中，得出的结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真理。就是说真理来自实践，更需要实践的检验与修正，按照Thompson的话就是真理背后是需要数据的支持的，没有了数据，真理就是一句空话。

现在很少有人再抽象的谈论真理了，在科学史上，为真理牺牲生命的人，例如布鲁诺，他坚持的是数据的真实和在真实数据之上得到的结论，这个是一个科学家的尊严所在，为维护科学的尊严和对数据的信念，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个也许就是坚持真理的真正含义所在，这个真理已经转化成了一种对科学的坚持，对数据的坚持，进而成了一种信念。

这么看造假和更改数据就是对数据，这个科学的灵魂的亵渎，而在没有数据支持下是得不到“真理”的。走下神坛的真理，就变成了科学实践过程中积累的数据，数据描述的只是一个自然的真实，这个时候真理就回归到了“真实”这个最朴素的核心上了。

记者的吹捧和媒体的报道代替不了数据，即使不断重复的声音使得人们形成一种“公共认识”，这个“公共认识”可能是商机无限的，但当涉及到科学的时候，依然，没有数据的支持，这个“公共认识”再强大，媒体即使用金喇叭吹，也只是试图把乌鸦说成凤凰，自来水说成口服液，地瓜说成抗糖薯。

什么时候，人们都能象Thompson所说的话一样，首先相信数据，然后再看你到底说了什么，对不对，科学就真正普及到人们的心里了，而那些没有数据还乱吹的人，或是替他乱吹的人，也就没有什么活动的空间了。

Show me the data!

前两天收到施海潮先生的一封很长的电子邮件，其实写给我的部分只有几句话，并要求我看完邮件后删除。邮件的内容是让我看一封他写给某位高官的信，看过之后，我沉睡很久的政治神经被针刺了一下。犹豫了很久，还是写了下面这段话。

施先生所做的和千百种保健品的营销策略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他坚信自己的产品，所谓抗糖茶片或叫抗糖薯对治疗糖尿病是有奇效的，验证效果的切入点就是地震糖尿病。他说日本很多“知事”，估计相当于县太爷之类的官员，都吃过他的药，感觉不错，地震糖尿病都治好了，中国地震是个难得的机会，可以验证地震糖尿病是否存在。

要验证地震糖尿病，就得首先推广这个概念，于是一些媒体报社的记者们给他吹喇叭。作为一名海外归来又有地震抢险经验的教授，他被任命为“总指挥”，有了到地震灾区的经历，他用激情感动着中国，最起码他自己和某些报道是这么说的。施先生经常提到的“将军怒”一文里也是这么说的，激情和感动过后，又回到了推广地震糖尿病这件事情上。

于是他到处呼吁，给高官写信，要求政府拨款几亿元资金普查地震糖尿病，并要求我“慎言”，不要乱讲“地震糖尿病不存在”而扰乱了他的计划，因为领导的秘书们是上网的，他们会看到。

我的回信是这样说的，“谢谢你转发的信件，不过对您通过关系向政府要钱查糖尿病的做法非常不同意，你可以到政府以科研基金申报的方式来申请资助，让专家们来评判，你这样做对其他科学工作者是不公平的”。

施先生请放心，邮件已经删除，其实邮件的内容在“将军怒”和您的留言里已经公布的差不多了，没有公布的，我也不会替您公布的。只是您该从自己编织的梦里醒醒了，人生还有很多其他更有意义的工作可以做，例如回到科研单位或医院，先做些预实验，得到些数据，写个科研课题，以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从事自己梦想的事业。

请放心，我会“慎言”的，以后我不会再提这个我已经不屑再争论的话题，在我眼里，没有“地震糖尿病”这个概念，句号。

演讲的时候，最尴尬的莫过于没有听众了，但如果听众基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这也不是什么很舒服的事情。

昨天读一本书，“GABA in the nervous system: the view at fifty years”，1950年科学家在脑子里发现了GABA，发现者Eugene Roberts写了第一章，“Adventures with GABA, Fifty Years on”，里面写到当他1951年在大西洋城召开的FASEB年会上讲GABA的时候，隔壁会议室里讲辅酶A，会议室满满的，他讲GABA，包括会场主席共有7名听众，一位还在后排看报纸，但他没有感到沮丧，而是很欣慰，因为他知道这个领域里根本没有竞争对手。后来人们都知道GABA是一个重要的抑制性神经介质，Roberts则是这个领域的开创者。

7位听众还是不错的，记得一次听一位讲肥胖心理的教授，他说一次他在一次会议上讲这个话题，很大的会场只有一位听众，于是他还是认真地完成了演讲，讲完后，走到台下握住这位听众的手，说我该给你买一瓶啤酒，太感谢了，这位听众回答说，先别急着感谢也别走，因为我是下一个要发言的人。

我在不同场所也讲过很多次了，印象最突出的是去年回国，讲了2次，但没有什么人提问，感慨国内的学术讨论的气氛还不是很浓，之后很多人都说我讲的不错，也私下问了很多问题，但为什么不在会场上问呢？也许是受非学术会议影响的。

今天一位网友给了一个衔接，是关于海啸和糖尿病关系研究的，我其实对糖尿病的冠名问题并没有什么太大兴趣，什么地震糖尿病，海啸糖尿病等等，都是唬人用的吓人称谓，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倒是印度的研究向我揭示了神秘的印度糖尿病。

知道印度糖尿病数量惊人，但总感觉印度是个遥远的国度，缺乏对印度的关注，今天从网上找到印度的英文医学杂志（JAPI.org），找到这篇关于海啸和糖尿病关系的研究（JAPI, Vol.54, 109-112, 2006），看到相关数据，大为惊讶！研究观察了印度南部的Chennai，共观察了2000多名当地居民，吸烟率竟然高达83%以上，受海啸影响和不受影响的地方差不多，但经历过海啸的人有78.5%的人喝酒，没有受到影响的也高达69.1%，这些人并不胖，BMI在23左右，受过高等教育教育的人不到5%，糖尿病发病率竟然高达10%，加上未被诊断的糖尿病人4%左右，8%的糖耐量异常，这些印度人中糖代谢障碍占到人口的近四分之一。

这些都是以打渔卫生的渔民，并不富裕，也不胖，几乎人人吸烟，各个喝酒，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糖尿病呢？难道真是印度人的基因对糖尿病特别易感？还是印度人的饮食文化存在问题？印度人不爱运动？

怎么都想不通！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象我这样的“网络科普爱好者”的大量涌现，网络医学信息迅速公开和普及，病人的医学知识水平普遍提高，这些改变冲击着传统的医生与患者的关系模式，医患关系正在向新的方向转变。

传统的医患关系是医生主导的，“医生当然什么都明白”，“医生是不会错的”，这些都是传统的对医生的描述，在医患关系中，医生是家长，是准上帝，医生说了算，说什么是什么。但这种舒适的医生生活正在逐渐消退，新的医患模式就是从家长制到伙伴关系的转变。

现在人们想得到某种疾病的信息，可以Google一下，到论坛上问一声，就可以得到很多信息，但这些信息并不一定准确，也可能是完全错误的，病人带着这些从网上得到的各色信息找大夫看病，医生的日子就很难过了，如果病人知道的很多且正确，医生就转变成与病人一起讨论疾病，不再是医生的一言堂，这个时候医生必须放下身段，平等地与病人交流，不再是“训导员”，这个自身身份的转变和权威可能受到的挑战，恐怕很多医生在心理上是很难接受的。如果病人知道的很多，但很多的东西并不正确，当医生的解释和病人知道的信息有冲突的时候，病人反而产生对医生的不信任，这个时候，医生能否或是有时间给病人耐心的解释，说明并纠正病人的某些知识的错误，这个对现在中国门诊的“短平快”式的看病方式是个很大的挑战。

这种新的“知识型病人”的大量涌现，迫使医生们要看更多的书，知道的应该更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和知识型病人打交道，也能很快发现病人对某些东西的错误认识，这就涉及到对病人健康教育的问题。健康教育是治疗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健康教育本身是有治疗作用的，从这个方面看，病人向知识型的转变，能使病人更多的意识到，自身的生活方式在疾病的产生和发展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病人也能更好地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这是这个转变的积极的方面。

而一些“貌似知识型病人”的增多，看病的时候，一会儿一个“十万个为什么”，这个对医生的耐心是个巨大的考验，简单粗暴的回答显然能加重病人的怀疑，新的医患矛盾也就因此产生了。

中国很多医患关系的问题，可能很大程度上源自对这种新的医患关系模式的不适应，医生和医院没有意识到这种现实的转变，或是是对家长式作风的留恋，新的医患关系模式正冲击着中国固有的传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