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公布的三鹿奶粉的检测结果，每千克奶粉里添加了大约2.5克的三聚氰胺，如果支起算盘算一算，三鹿会因此增加多少利润呢？

目前对奶粉中蛋白含量的测定只是检测其中氮的含量，按照一般情况，蛋白质里有大约16%的氮含量，因此把测出来的氮转化成蛋白就是“蛋白含量=N×6.25 （1/0.16=6.25）”。三鹿奶粉里添加的三聚氰胺含6个氮，把这个氮折算成蛋白量就是，假蛋白含量是2.5g×6×6.25，等于93.75克假蛋白。标准的奶粉大约含36%的蛋白质，1公斤就是360克蛋白，三鹿的奶粉里含有近94克的假蛋白，就是说有26%的蛋白是假的，这个就是奶粉里添加三聚氰胺带来的利润。

这么算下来，问题又出现了，为了保证份量还是1千克，近260克的亏空就的用别的东西填补上，这个可以用便宜的植物蛋白粉，或是直接用乳糖或葡萄糖甚至淀粉代替，这么说这个奶粉营养也是不平衡的。

这么一算，我可以肯定地说，三鹿奶粉里添加三聚氰胺到这么高的量不可能是污染造成的，三鹿也不可能不知情，甚至往更严重里想，三鹿很有可能直接参与了制造毒奶粉。

如果问，鲜奶里是否也有可能添加了三聚氰胺呢？那就再算一笔账，正常情况下，鲜奶到奶粉大约是10公斤鲜奶制成1公斤奶粉，如果把三聚氰胺添加到鲜奶里，每公斤添加0.25克三聚氰胺。三聚氰胺的溶解度是大约3克/升，0.25克三聚氰胺是很容易溶解到大约1升鲜奶里的。

1升鲜奶的蛋白含量大约是33克，0.25克三聚氰胺可以带来9.375克的假蛋白，具体算法是0.25×6×6.25。如果1升鲜奶里添加0.25克三聚氰胺，那么这个奶就可以按照大约2到3份奶对1份水的比例稀释，这样就可以保持蛋白量基本不变，就是说，在鲜奶里添加三聚氰胺，按照石家庄的加法，可以带来大约30%的额外利润。

马克思曾经说过，“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 ” 鉴于时代的进步和在中国赚钱不是很容易这个现实，有30%的利润，谁还会顾忌什么道德与法律呢！

这两天在加拿大旅行，电视里看到一个新闻，说我在北美的老家费城，一位劫匪用锤子击打一位地铁乘客，抢劫财物，这个画面被录了下来。看了之后，没有因为美国老家的粗暴犯罪感到任何不安，因为这类抢劫事情发生在费城不算是奇闻，因该是算是一个“经常”的概念。加拿大很多地方都可以免费上无线网，于是看到了石家庄三鹿的毒奶粉。

石家庄算是我在中国的故乡，三鹿奶粉是少有的几个值得石家庄人骄傲的商业品牌，是很多很多年的“国家免检”产品，也算是中国奶粉业的龙头企业，是市优省优部优国优产品。这些天发现三鹿奶粉含有化工原料三聚氰胺，造成很多吃奶儿童患肾结石和肾功能损害，我感到很羞耻，石家庄人可能都会感到很羞耻，市优省优部优国优也应该感到羞耻。

在WIKI百科关于三聚氰胺的解释里，特别提到“三聚氰胺用于食品工业造假”，

“食品工业中常常需要测定食品的蛋白质含量，由于直接测量蛋白质技术上比较复杂，所以常用一种叫做凯氏定氮法(Kjeldahl method)的方法，通过测定氮原子的含量来间接推算食品中蛋白质的含量。由于三聚氰胺与蛋白质相比含有更多的氮原子，所以最早被中国造假者利用，添加在食品中以造成食品蛋白质含量较高的假象。典型案例是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的小麦蛋白粉和大米蛋白粉而引起的2007年美国宠物食品污染事件和2008年中国三鹿奶粉事件”。

添加三聚氰胺能虚假的提高产品的蛋白质含量，如果没有科研专业人士的参与，奶农是无从知道的，就是说当造假遭遇科学的时候，造假就会成为一种“科学造假”，其危害，其隐蔽性，其杀伤力都是很惊人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当造假遭遇科学的时候，是野蛮愚昧遭遇到了没有良心和道德的科学，其结果就是这个“三鹿毒奶粉”，不管这件事是谁干的，是奶农还是三鹿，其目光短浅的自杀式愚蠢行为也是很令人震惊的。

这个时候，我为曾经吃过三鹿奶粉的所有人感到担忧，包括我的孩子，为石家庄能有这样一些“优秀企业”感到惭愧，感到羞耻，感到愤怒，为那些给奶农出这个“高科技”点子的化学家们感到无话可说，当无知愚昧被科学武装之后，就有了三鹿毒奶粉这颗“无知愚昧原子弹”。

昨天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公布了竞选搭档，这位是44岁的阿拉斯加州州长，前阿拉斯加州副小姐，萨拉.佩林（Sarah Palin）。谈到这位女士的经历的时候，说她是共和党保守主义者，坚决反对堕胎，所以当她知道她怀的一个孩子是先天愚型的时候，她没有人工流产，而是把孩子生了下来。这个事迹感动了很多保守主义者，但如果拿这个问题问每一个母亲，怀上一个有缺陷的孩子，是生还是不生呢？

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按照优生的原则，有明显缺陷的孩子，例如这个先天愚型，是可以选择流产的，这个也是在高龄产妇中进行产前诊断的原因。从医生的角度看，医生在诊断出怀的孩子有明显缺陷的时候，可以向孕妇建议流产。

中国人因为国家推广计划生育以及优生优育的政策，而且中国人在生孩子和堕胎方面受到宗教的影响比较小，我想绝大多数是会选择堕胎的。所以，我自己很难理解，当知道怀的孩子有缺陷的时候，为什么还非要生下来呢？

这位副总统候选人这样做是她自己的选择，按照宗教的解释，是上帝给了这个孩子生命的机会，你就不应该因为这个孩子有缺陷就不生下来，选择堕胎是推卸以后抚养的困难和责任。但这个孩子无疑不想自己有缺陷，很想再有一次机会，健康的出生。父母根据宗教的原因做出的选择，是否也是强加给这个孩子的呢？

从医学的角度看，之所以在高龄孕妇中推广产前诊断，是降低有先天缺陷孩子出生率的科学办法，拒绝医生的诊断和流产的建议，是把宗教置于科学之上的选择。

这位萨拉女士也同样不认为“进化论”是一种事实，认为在学校，孩子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神创论和进化论来学习。对全球变暖也持有怀疑的态度，反对把北极熊列为珍稀保护动物，我如果有投票权，是肯定不会选她的。

希望这次美国的选举，不要再纠缠在同性结婚，流产，等这些无关大局的“个人利益”的问题上了，多关注些国计民生，尽早结束战争。在战争面前，保守主义的虚伪令人作呕，对未出生胚胎的爱心胜过置于战争危险中的人。

（看到松鼠会里讨论科学与宗教，想起2005年的时候也写过一篇关于科学与宗教的文字，看到这里没有贴，于是翻出来贴到这里）。

最近网上热传一篇文章，说中国人来自非洲，其证据源于基因研究，还发现世界上所有的女人均来自于同一位远古女性，文章里称之为夏娃，而所有男性也都源自一位男性，就是亚当，所以说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

这篇文章必然会得到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和犹太教人士的喜爱，因为文章中的一个强烈的信息表明圣经的创世纪说是对的，人类的共同祖先就是上帝亲手制造出来的亚当和夏娃。我不想以达尔文的观点和人争论，但为宗教服务的科学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在宗教和科学并存的时代里，把科学当成工具去寻找宗教的真实性，并用科学的语言来解释宗教，这样的工作一直都在进行着。但是，毕竟宗教和科学是很难融合在一起的，尽管很多科学家同时也信奉这样那样的宗教，但是却很少有科学家把自己的工作和信仰联系起来，用自己的研究去解释信仰，不是不想，是太难，因为几乎所有的尝试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漏洞，不被世人认可。

举几个例子，大约2百年前在欧洲，一位英国考古学家在地中海延岸附近发现了所谓大洪水的证据，一度在欧洲轰动一时。但后来人们发现，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不同时期的洪水的遗迹，因为就是当代世界，洪水每年都有，这个发现现在看来并不能说明圣经记载的上帝降下的大洪水就存在。后来人们又试图找到诺亚方舟的证据，但几个世纪都徒劳无功。

再说说我熟悉的领域，大约2年前，非传统医学杂志（Journal of Alternative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里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据说是几位名牌大学医院的妇产科大夫，他们的研究发现如果有人在家里为产妇祷告，那么这个产妇的顺产率就明显升高了。这个结论被很多人质疑，后来发现所谓的大夫们有一多半都是假的，数据也有很大问题。人们在评论这篇文章的时候，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向谁祷告才有效果，是上帝，耶稣，还是真主，如来佛，用什么语言祷告的，祷告5分钟和1小时有什么区别，等等，当然作者是无从回答的。这样的研究不仅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也实在是在败坏宗教的声誉。

可是这样的研究还在进行着，并且变着花样地发表，我的一位美国同事称这些所谓非传统医学就是伪医学，奇怪很多类似的文章居然还能以科学的名义发表。

宗教就是宗教，当然宗教和科学有过接触。以前在中世纪的欧洲，罗马教庭可以烧死布鲁诺，因为当时科学触犯了神权，尽管几百年后教皇保罗2世道了歉，但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的确是科学发展的障碍。现在科学进步发展到了今天，早就和宗教脱了干系，已经没有谁可以烧死科学家了，科学家们也早成了香饽饽。如果能从科学里得到些支持，宗教就好象会变得更有说服力，有些人就是这样想的，并且还在以科学的名义实践着，但其所能施展的空间是越来越窄了。

宗教有其存在的理由，但从科学里去寻求宗教存在的合理性，显然是有违宗教本身的发展，也与科学的发展背道而驰。对此要有很清醒的认识，因为科学本身在某些人眼里也快变成另一种宗教了，叫科学教，只要说成是科学的，你就没有拒绝的理由，说一个人不科学，那这个人就成了发展的障碍，就必须剔除。http://www.cchere.net/article/415005

为宗教服务的“科学”不可取，把科学本身变成一种宗教去顶礼膜拜，也同样危险。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象我这样的“网络科普爱好者”的大量涌现，网络医学信息迅速公开和普及，病人的医学知识水平普遍提高，这些改变冲击着传统的医生与患者的关系模式，医患关系正在向新的方向转变。

传统的医患关系是医生主导的，“医生当然什么都明白”，“医生是不会错的”，这些都是传统的对医生的描述，在医患关系中，医生是家长，是准上帝，医生说了算，说什么是什么。但这种舒适的医生生活正在逐渐消退，新的医患模式就是从家长制到伙伴关系的转变。

现在人们想得到某种疾病的信息，可以Google一下，到论坛上问一声，就可以得到很多信息，但这些信息并不一定准确，也可能是完全错误的，病人带着这些从网上得到的各色信息找大夫看病，医生的日子就很难过了，如果病人知道的很多且正确，医生就转变成与病人一起讨论疾病，不再是医生的一言堂，这个时候医生必须放下身段，平等地与病人交流，不再是“训导员”，这个自身身份的转变和权威可能受到的挑战，恐怕很多医生在心理上是很难接受的。如果病人知道的很多，但很多的东西并不正确，当医生的解释和病人知道的信息有冲突的时候，病人反而产生对医生的不信任，这个时候，医生能否或是有时间给病人耐心的解释，说明并纠正病人的某些知识的错误，这个对现在中国门诊的“短平快”式的看病方式是个很大的挑战。

这种新的“知识型病人”的大量涌现，迫使医生们要看更多的书，知道的应该更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和知识型病人打交道，也能很快发现病人对某些东西的错误认识，这就涉及到对病人健康教育的问题。健康教育是治疗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健康教育本身是有治疗作用的，从这个方面看，病人向知识型的转变，能使病人更多的意识到，自身的生活方式在疾病的产生和发展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病人也能更好地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这是这个转变的积极的方面。

而一些“貌似知识型病人”的增多，看病的时候，一会儿一个“十万个为什么”，这个对医生的耐心是个巨大的考验，简单粗暴的回答显然能加重病人的怀疑，新的医患矛盾也就因此产生了。

中国很多医患关系的问题，可能很大程度上源自对这种新的医患关系模式的不适应，医生和医院没有意识到这种现实的转变，或是是对家长式作风的留恋，新的医患关系模式正冲击着中国固有的传统模式。

最近看到格致里的一篇博客，题目就是“数学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发明的？”因为最近看了些数学书，感觉数学一开始是被发现的，属于“朴素唯物主义”的一部分，后来就参杂了很多发明的成份，有了“被发明”的意味。

如果抛开历史，只看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孩子对数学的认识开始于对数字的认识，面前的玩具有几个，得到了和拿走了几个又变成了几个，这些都是人对生活相关事务的一种认识，数学可以帮助人们的认识更有条理。以后解决复杂问题就需要更复杂的数学，例如盖房子，出现了运算和几何的概念。所以说数学源自生活，源自自然，开始的数学不是空中楼阁，是和具体事务相对应的。

之后随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深入和更多的思考，也随着其他学科的发展，数学逐渐脱离了“朴素”的阶段，上升到一种更高的境界，Alfred Adler给数学的评论是“数学是一种纯粹的语言，即科学的语言”。我对数学是“科学的语言”的定义非常认同，其他的科学，不管是发明也好发现也好，都需要用数学的语言来解释，来进行逻辑推理，来思考。

我的同事，一位老教授对数学的简要且片面的解释是“数学是一种逻辑”，没有数学观念的人很难搞好科研，因为缺乏逻辑性。

所以一定要学好数学，尽管我现在才意识到数学是多么重要，什么时候开始学都不晚！

前些天，纽约州州长Eliot Spitzer （斯皮策）因为嫖妓丑闻辞职，一颗前途无量的美国政治新星就此打住，斯皮策的行为引发了很多的疑问，最大的疑问就是“男人为什么要嫖妓呢？”

很多人认为嫖妓的男人雄性激素分泌过多，“一时冲动”都是荷尔蒙的错，但很多医生们并不这么认为，单纯地把男人花钱买性归罪于雄性激素的过度分泌，是一种肤浅的看法。其实男人这种行为是有着深厚的生物学基础的，要探讨男人的嫖妓行为，还要从还没有进化成“人”的动物说起。

在整个生物圈里，对性或伴侣忠诚的动物几乎是不存在的，生育和种群繁衍是很多动物生存的一个主要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性上就必须是很“随便”的。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这个“生育和种群繁衍”的生存目的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没有被文明洗礼的人的动物性决定了“性随便”是人，尤其是男人，首先是“动物”然后才是“人”的基本属性。

即使是“花钱买春”的行为，在动物界也是存在的，例如生活在印度尼西亚国家公园的一种短尾猴就存在这种现象，公猴要给“妻子”之外的母猴舔毛抓虱子才能换到与这个母猴的性行为，这个“价格”还有高有低，如果周围的母猴较多，为母猴服务的时间就不用很长，如果母猴很少，服务的时间就要很长才能得到性，看来这个价格也是受市场调控的。从这一点上看，人要比猴子进步很多了，因为人已经用钱来代替直接的物物交换式的服务了。

其实 “男人为什么嫖妓”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妓女被认为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而嫖妓的男人就自然成为了这个最古老职业的忠诚消费者，这个与文明发展的程度好像并没有什么关系，荒蛮的时代有，战乱的时代有，贫穷的时候有，富裕的时候更多，落后的国家有，现代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也有，好像有人的存在就有嫖客与妓女的生存空间。记得看一本书介绍说，在日本的某个时期的某个地方，男人结婚前一夜是要到妓院里去过的，这是文化的一部分。

但妓女与嫖客这种看似简单的服务与消费的关系背后，隐藏着人类最丑恶的犯罪，就是贩卖人口。这种行为也当然的破坏了夫妻相互忠诚的准则，传播了性病，破坏了公共道德，嫖妓的男人没有不撒谎的，所有这些负面的东西导致了州长的辞职。

很多人当然也看到了这种古老行为背后的意义，很多事情本来办不成但最后办成了，某些地方的经济发展了，离婚率下降了，因为这个似乎比婚外恋对婚姻的破坏力要差些，好战的男人不那么好战了，还能诞生很多诗人和艺术家，等等等等。

古老职业的双重性决定了，只要有人类存在，这个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也一定能成为人类最后的一个职业。

图片来自纽约时报网站。

时代周刊引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世界上所有烟民中，中国烟民占30%，远远高于印度的11.2%，以后依次是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各占4.8%，美国4.5%，日本2.8%。

按照目前这种发展趋势，到2030年，世界上每年将有超过8百万人死于吸烟相关的疾病，其中80%来自发展中国家，当然假定中国那个时候还是发展中国家，否则这个数据就有了很大的变动。

作为世界第一的中国，要想保持这个领先优势，要特别警惕快速赶上来的印度，印度到2030年估计有超过1.2亿 的烟民，每5个男人里，就要有1个死于吸烟。印度烟民数量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一种叫做“Bidis”的廉价印度烟卷，这种烟卷是用一种印度树叶卷上烟丝做成的，每10支售价不到4角钱人民币，还有各种不同的口味，例如巧克力味，樱桃味，香草精味等。建议中国烟草工业引进这种人人都买的起的物美价廉的印度洋烟，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估计世界上烟民的一半将来自中国。

中国卫生管理部门和烟草工业部门似乎都很乐意接受世界第一这一光荣称号，全民吸烟的好处很多，种烟的烟农收入增加了，政府的税收上去了，卖烟的商店有了稳定的收入，医院有了大量的肺癌，冠心病，高血压，阳痿患者，药厂也跟着发了，吸烟的人瘾也过了，多好的事情，从经济角度看绝对值得推广，烟民们也是最可爱的人，牺牲自己的健康为国家GPD做贡献，堪称楷模！

（图片显示印度洋烟）

最近纽约官方公布了影星希斯·莱杰 （Heath Ledger）的死因，从初步的分析判定，他死于药物过量造成的急性中毒，但并非单一药物，是6种不同药物混合在一起要了他的命。

这六种药物包括，2种常用的处方麻醉药，氧可酮（oxycodone）和氢化可酮（hydrocodone），3种常用的抗抑郁和治疗失眠的药物，安定（diazepam），alprazolam，羟基安定（temazepam），另外还有一种药物是doxylamine，也是治疗失眠的药物，有的时候也用于抗感冒药来缓解鼻塞。

这些药物都是在希斯·莱杰死前服用的，在他尸体的血液中发现了这些药物，药物的剂量和血液浓度，纽约官方没有透露。

有专家分析，这些药物的过量联合应用是造成希斯·莱杰死亡的主要原因，也有人推测，这些处方药可能源自不同的医生，有的医生说，他肯定会制止一个病人联合服用这些药物。

肯定存在滥用这些药物的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一种药物滥用的趋势，就是对处方药的滥用，包括睡眠药，麻醉药和抗抑郁药，因为单一药物不能达到滥用药物者的要求，所以复合大量应用是一种药物滥用的主要趋势，同时这种药物滥用也极大的增加了对使用者生命的威胁。

从另外一个用药安全的角度看，因为一种疾病看多个医生，吃多个医生开出来的不同名字的同类药物是很危险的。

十万个为什么 ( 268)

最近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358:484-493，2008）发表了一篇令人震惊的文章，文章用科学的手段得出从2003到2006之间，死于暴力事件的伊拉克平民的数量。具体讲，是151000人。

但对伊拉克人的调查得到的数据是601027人，两种调查方法得到的数据差距很大。具体的调查方法是访问了1086个伊拉克家庭，这些家庭里有1325人死亡，对失踪人数进行调整后，得到的数据是每千人死亡5.31人，与暴力事件相关的死亡比例是1.67，因此得出从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到2006年，有大约151000人死于暴力事件。

之前一些媒体估计，战争开始后，伊拉克人口减少了4百万，因为大量的人口流失和不断迁徙，加上异常危险的环境，使得调查变得非常珍贵，也很危险，还可能与真正的数字有不小的差距。

但无疑，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做法，是用数字说出来战争对平民的伤害，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战争给伊拉克人民带来的痛苦。

在不义的战争中，受伤害最深的永远都是无辜的平民。

对作者之一的采访录音。

十万个为什么（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