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科里的文献学习时间(Journal Club)里,我们讨论了囊泡性纤维症(Cystic fibrosis, CF)病人的血糖问题,一个临床的Fellow介绍了一篇意大利人的研究,发现一些CF的病人在逐渐发展成糖尿病的过程中,有无症状的低血糖现象,之后我介绍了我发现的一些动物模型的结果,对这个现象有一个初步的解释。之后科里的一位主治医生介绍了她观察到的CF病人的血糖情况,和意大利人得到的数据有很大的不同,激烈的讨论就开始了。
主任问为什么美国的CF病人和意大利的病人有差异?医院里的CF领域的大拿开玩笑地说,正因为在意大利,所以很多事情都很糟糕。然后介绍了欧洲和美国处理这个病的确存在很大的不同,例如对肾上腺皮质激素的用量上,饮食的指导上,抗菌素的用法和用量都有不小的差异。主任又问,是否因为美国人,包括病人都偏胖,所以血糖情况与偏瘦的欧洲人不同,答案是很有可能。谈论很激烈,大家会后感觉都很好,一致认为这种临床与基础结合在一起的文献学习的确对临床与基础研究都有促进,主任认为这个模式应该作为标准。
之后想起我以前看的一本书,名字叫“Medicine & Culture”,作者Lynn Payer,书很有意思,作者介绍了英国,法国,德国与美国,因为文化与思想的差异,所以本来应该很国际化与标注化的医疗活动,其实也存在着很多很有意思的差异,尽管这些差异对很多疾病的预后不会造成明显的影响,但这些在文化与思想影响下的医疗活动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可以反过来从医疗活动的差异来更深地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
首先思想决定实践,例如法国人受笛卡尔思想的影响,即所谓“我思,故我在”,所以特别强调思考与推理在医疗实践中的作用,有的时候可能陷入到太注重推理而忽视实践的错误里。对于这个很深层次的东西,没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很难给出明确的结论。德国人因为特别看重“心”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所以医生们给病人开很多有关心脏的药物,明显多于英国与美国人。一位研究医学史的人说:意大利人情感丰富,并且表现出来,德国人情感也很丰富,但不外露。
最有意思的是,制度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医疗活动的差异,例如一句话说,一个美国医生如果想增加收入,可以增加收费标准,但如果法国医生想增加收入,只有多切阑尾。书里这些内容很多,读起来很有意思。
这让我想起中国,中国人吃很多中草药,消费很多的抗生素,对静脉输液有强烈的需求,这些不仅有思想上的推动力,很大程度上是制度造成的,的确是个很好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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