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一直关注四川唐福珍自焚事件，看过李承鹏的博客文章，感慨拆迁最后把老百姓拆到了政府的对面。拆迁更是诞生了一只强大的政府力量，不是军队，不是警察，不是武警，是城管。政府的权利太大，没有权利制衡的因素，全靠“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自我约束，其结果就是对生命的漠视。依旧是依靠“青天”治国，制度上与几百年几千年前比较没有什么本质上的进步。

最近读了一些中篇小说，很惊讶那些你读过之后分不清楚新旧中国的小说，何以能过了审查关，太太的解释是，审查部门可能根本就不读书，只是上网和看电视剧。想起石家庄的地震式的城市改造与大规模的拆迁，想起三年大变样的口号，不知道这类口号下有多少被拆迁者的痛苦。

很多时候拆迁是政府出面为开发商减低开发成本，却不知道最终政府要付出高昂的社会代价，把百姓推到了自己的对面。不知道每年8% 的经济增长里有多少是靠拆迁得来的，这种经济增长代价是否也太大了。

前一段时间回国的时候，看到高昂的房价使得很多在北京生活的博士们生活在一种“不能提房子问题”的压抑中，生活的目的变成了一生为开发商和银行挣钱，很多社会腐败可能都可以归结到昂贵的房价上，因为要居住，就不得不拿回扣，高房价不仅压抑房奴的人性，也使得社会道德变得和房价一样畸形。

听说如果到清华大学去做海龟，只能得到40万的住房补贴，这些钱可能只能买到不足20平米的面积，剩下的几十平米怎么办呢？这些问题可能在钱学森海归的时候根本就不存在，住房正限制着中国的人才流动，限制着人才引进，拆迁正改变着社会结构，使得一些人快速发财，一些人被剥夺了住自己房子的权利，被剥夺了说“不同意”的权利。

但愿唐福珍自焚事件能改变这些，否则中国会在这个问题上出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