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的时候，最尴尬的莫过于没有听众了，但如果听众基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这也不是什么很舒服的事情。

昨天读一本书，“GABA in the nervous system: the view at fifty years”，1950年科学家在脑子里发现了GABA，发现者Eugene Roberts写了第一章，“Adventures with GABA, Fifty Years on”，里面写到当他1951年在大西洋城召开的FASEB年会上讲GABA的时候，隔壁会议室里讲辅酶A，会议室满满的，他讲GABA，包括会场主席共有7名听众，一位还在后排看报纸，但他没有感到沮丧，而是很欣慰，因为他知道这个领域里根本没有竞争对手。后来人们都知道GABA是一个重要的抑制性神经介质，Roberts则是这个领域的开创者。

7位听众还是不错的，记得一次听一位讲肥胖心理的教授，他说一次他在一次会议上讲这个话题，很大的会场只有一位听众，于是他还是认真地完成了演讲，讲完后，走到台下握住这位听众的手，说我该给你买一瓶啤酒，太感谢了，这位听众回答说，先别急着感谢也别走，因为我是下一个要发言的人。

我在不同场所也讲过很多次了，印象最突出的是去年回国，讲了2次，但没有什么人提问，感慨国内的学术讨论的气氛还不是很浓，之后很多人都说我讲的不错，也私下问了很多问题，但为什么不在会场上问呢？也许是受非学术会议影响的。

今天一位网友给了一个衔接，是关于海啸和糖尿病关系研究的，我其实对糖尿病的冠名问题并没有什么太大兴趣，什么地震糖尿病，海啸糖尿病等等，都是唬人用的吓人称谓，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倒是印度的研究向我揭示了神秘的印度糖尿病。

知道印度糖尿病数量惊人，但总感觉印度是个遥远的国度，缺乏对印度的关注，今天从网上找到印度的英文医学杂志（JAPI.org），找到这篇关于海啸和糖尿病关系的研究（JAPI, Vol.54, 109-112, 2006），看到相关数据，大为惊讶！研究观察了印度南部的Chennai，共观察了2000多名当地居民，吸烟率竟然高达83%以上，受海啸影响和不受影响的地方差不多，但经历过海啸的人有78.5%的人喝酒，没有受到影响的也高达69.1%，这些人并不胖，BMI在23左右，受过高等教育教育的人不到5%，糖尿病发病率竟然高达10%，加上未被诊断的糖尿病人4%左右，8%的糖耐量异常，这些印度人中糖代谢障碍占到人口的近四分之一。

这些都是以打渔卫生的渔民，并不富裕，也不胖，几乎人人吸烟，各个喝酒，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糖尿病呢？难道真是印度人的基因对糖尿病特别易感？还是印度人的饮食文化存在问题？印度人不爱运动？

怎么都想不通！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象我这样的“网络科普爱好者”的大量涌现，网络医学信息迅速公开和普及，病人的医学知识水平普遍提高，这些改变冲击着传统的医生与患者的关系模式，医患关系正在向新的方向转变。

传统的医患关系是医生主导的，“医生当然什么都明白”，“医生是不会错的”，这些都是传统的对医生的描述，在医患关系中，医生是家长，是准上帝，医生说了算，说什么是什么。但这种舒适的医生生活正在逐渐消退，新的医患模式就是从家长制到伙伴关系的转变。

现在人们想得到某种疾病的信息，可以Google一下，到论坛上问一声，就可以得到很多信息，但这些信息并不一定准确，也可能是完全错误的，病人带着这些从网上得到的各色信息找大夫看病，医生的日子就很难过了，如果病人知道的很多且正确，医生就转变成与病人一起讨论疾病，不再是医生的一言堂，这个时候医生必须放下身段，平等地与病人交流，不再是“训导员”，这个自身身份的转变和权威可能受到的挑战，恐怕很多医生在心理上是很难接受的。如果病人知道的很多，但很多的东西并不正确，当医生的解释和病人知道的信息有冲突的时候，病人反而产生对医生的不信任，这个时候，医生能否或是有时间给病人耐心的解释，说明并纠正病人的某些知识的错误，这个对现在中国门诊的“短平快”式的看病方式是个很大的挑战。

这种新的“知识型病人”的大量涌现，迫使医生们要看更多的书，知道的应该更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和知识型病人打交道，也能很快发现病人对某些东西的错误认识，这就涉及到对病人健康教育的问题。健康教育是治疗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健康教育本身是有治疗作用的，从这个方面看，病人向知识型的转变，能使病人更多的意识到，自身的生活方式在疾病的产生和发展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病人也能更好地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这是这个转变的积极的方面。

而一些“貌似知识型病人”的增多，看病的时候，一会儿一个“十万个为什么”，这个对医生的耐心是个巨大的考验，简单粗暴的回答显然能加重病人的怀疑，新的医患矛盾也就因此产生了。

中国很多医患关系的问题，可能很大程度上源自对这种新的医患关系模式的不适应，医生和医院没有意识到这种现实的转变，或是是对家长式作风的留恋，新的医患关系模式正冲击着中国固有的传统模式。

在刚刚结束的68届美国糖尿病协会年会上，来自亚洲的流行病数据显示，亚洲人面临一场严重的糖尿病健康危机。

香港中文大学Juliana Chen博士研究了中国糖尿病的流行情况，指出“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中国的糖尿病发病率上升了3倍”，孩子们运动时间减少了，吃的饮食里热量更高了，油吃的更多了，肥胖和高血压呈现增长的势态，同时糖耐量异常在年轻人里也明显上升了，这些都是糖尿病的后备军。同时女性怀孕的时候更容易患妊娠糖尿病，怀孕期间患糖尿病母亲生的孩子，更容易出现糖耐量异常，也更容易得糖尿病。

旧金山地区的研究发现，当南亚人移民到美国后，比美国的其他种族的人更容易患糖尿病，而那些很好保持原来文化和生活传统的人则比那些快速美国化的人，患糖尿病的可能性要低。研究再次确认内脏脂肪堆积是患糖尿病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例如脂肪肝。

西雅图地区的研究，观察了第三到第四代日本移民，与生活在东京的同年龄组人群比较，患糖尿病的比率比生活在日本的人高出4倍，其主要危险因素是体重和体重指数（BMI），生活在美国的日本移民比生活在日本的人胖很多，运动量少，饮食中含有过多的饱和脂肪是主要的危险因素，但同时也说明亚洲人对肥胖的耐受差，在不是很胖的情况下也容易患糖尿病。

印度目前有近四千一百万糖尿病患者，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糖尿病患者都多，这些糖尿病患者中有75%生活在农村，25%生活在城市，在过去的6年时间里，印度城市居民的糖尿病患者增长了40%。在一定的BMI水平，印度人比欧洲人甚至日本人都更容易患糖尿病。

有效的预防干预，包括生活方式的改变，增加运动量，吃的更健康，加强健康教育等等措施。

这些数据特别值得中国人重视，因为同样，中国患糖尿病的人并不都是很胖的人，说明在比较低的BMI情况下，堆积在内脏的脂肪，特别是脂肪肝，使得对葡萄糖的耐受程度减弱，更容易患所谓代谢综合征进而患糖尿病，意识到这个健康危机的存在，特别是中年有脂肪肝的人，主动改变生活习惯，多运动，少吃油腻多吃水果蔬菜，努力减肥，特别是减肚子上的肥肉，目标是腰围要少于裤长，这样才能减少患糖尿病的风险。

另，预防糖尿病还是要从孩子抓起！

记得很久以前，看了一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片，介绍说当殖民者遇到非洲采采蝇和昏睡病后，望而却步，中部非洲因为采采蝇而免于被殖民统治，现在看来好像并不正确。

我最近发表在JBC的一篇文章里，研究了Malic enzyme （苹果酸酶）和Pyruvate cycling （丙酮酸循环）在胰岛里的作用，在讨论里引用了一篇关于采采蝇肌肉的研究，采采蝇的肌肉里就含有非常丰富的苹果酸酶，这样可以保证在飞行的时候，通过氨基酸分解代谢来最大限度地提供运动所需要的能量。

采采蝇因为昏睡病而闻名，所谓昏睡病（Trypanosomiasis，sleeping sickness），是一种叫做锥虫（）的寄生虫感染造成的疾病，流行于撒哈拉沙漠到Kalahari沙漠之间的中部非洲，这里又被称为采采蝇带，采采蝇叮了人或是牲畜后，把寄生虫注射到被叮咬动物的体内，然后寄生虫开始在体内繁殖，被感染的人，出现昏睡，继而昏迷死亡。14世纪西部非洲马里的国王，Mari Jata就是死于这个疾病，昏睡大约2年的时间，然后死亡，这是文字记录比较早的昏睡病例。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当西方的殖民者们把贸易拓展到西部非洲的时候，他们发现了这个非常奇怪的疾病，得病的人昏睡不醒。人们对这个神秘疾病充满好奇，对病因的解释也是千奇百怪，有人认为是喝酒太多造成的，也有人认为是吸大麻过量，吃变质的食物，或是因为精神创伤造成的。

当苏格兰医生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在1850年左右到非洲探险的时候，在雨林和草原穿越，发现马匹经常死亡，死亡的马都是被苍蝇叮咬过的。这位大夫开始用砒霜治疗患病的马。后来发现，不仅是马，牛，狗都会患这个病，这个病的流行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后来探险者们发现了采采蝇（Tsetse fly）和这种神秘疾病之间的联系，就把这个病直接叫做“苍蝇病”。

1840到1880年间，一种新的寄生虫被发现，这种寄生虫寄生在鱼，青蛙，老鼠，骆驼和马身上，1843年，法国医生David Gruby (1810-1898)在青蛙的血里发现了一种寄生虫，其形状类似开葡萄酒瓶塞的螺旋起子，动起来也是旋转着，后来科学家们给这个小东西起了个名字，叫做“锥虫（Trypanosoma）”，这个词汇来自希腊语，Trupanon，意思是在头颅骨上打洞，soma，意思是身体，中文翻译成锥虫非常形象。

1894年英国军队的外科医生David Bruce（1855-1931）和他的妻子Mary (1849-1931)到南非研究牲畜死亡的情况，他们在一头被采采蝇叮咬后得病的牛血里分离到一种微生物，他们认为是这种微小的“魔鬼”导致牛的死亡，于是他们把狗放到采采蝇的生活圈子里，狗回来的时候患了和牛一样的病，Bruce夫妻在患病的狗血里发现了同样的微生物，他们把采采蝇放到马厩里，不久马得了病，马血里发现了和患病的牛和狗一样的微生物，Bruce夫妻确定了采采蝇，牲畜病和寄生虫之间的内在联系。但依旧，人们还不知道人类的昏睡病也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直到1901年，在赞比亚的昏睡病人血里发现了锥虫，同时昏睡病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乌干达流行，英国政府派人到乌干达寻求病因，但当时的几位科学家认为这是一种细菌感染性疾病，因为错误的预先假定的想法，所以一直没有找到导致疾病的“细菌”，英国政府对调查的进展很不满意，于是派Bruce负责调查工作，1903年，Bruce确认是锥虫导致了和牲畜一样的感染，人感染后就表现出昏睡病的症状，这种锥虫被命名为Trypanosoma Brucei。

之后人们确认是雌性的采采蝇传播锥虫，其他一些动物例如非洲大羚羊，羚羊，携带锥虫但不会患病，而人，马，牛等动物感染后患病。

昏睡病又被称为“殖民病”，这个神秘的疾病并没有像电视片上说的，把殖民者们吓跑，在英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和德国的殖民地都广泛流行这种疾病，昏睡病造成的灾难是惊人的，仅仅在1896年到1906年间英国殖民地乌干达就有25万人死于昏睡病，在刚果盆地死亡人数则超过了50万。疾病的灾难引起殖民者们的广泛关注，不断有科学家，医生们到非洲专门从事昏睡病的研究。

之后，殖民政府采用了各种措施控制疾病的传播，例如强制居民迁离采采蝇的居住地；用砒霜的衍生物治疗昏睡病，尽管这种药物的副作用非常大；杀灭采采蝇等等措施。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在殖民者到达非洲前，因为相对隔离的部落生活，人，牲畜和采采蝇相安无事，正是因为殖民者的进入，改变了整个生物圈里的平静，疾病开始快速传播，这就是“殖民病”称呼的由来。

1970年后，昏睡病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控制，但近些年来，在非洲政治不稳定战乱连年的地方，昏睡病出现了增长的趋势。今天，锥虫感染仍然是威胁非洲人健康前10位的疾病，感染的区域又往往是非洲最贫穷的地方，所以人们并不重视这个病，研究控制和治疗的经费连年萎缩，被称为“被人遗忘的疾病”。这个病仍然威胁着六千万非洲人的健康，每年有大约50万新病例，造成6万多人死亡，还造成每年超过3百万头牛死于锥虫感染，使得感染的地区进入到疾病，贫穷，饥荒和死亡的循环。人们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才最终了解了这个疾病，但却不能非常有效地控制这个疾病，没有疫苗，没有副作用小效果好的理想药物，因为得病的人都是非洲最贫穷的人，没有可以赚钱的空间，所以没有大药厂花大的精力来研究开发药物，所以这个病就真的被人们遗忘了，尽管他还在非洲肆虐着。

图片来自,Nature.com

我一直相信，认识人类疾病的历史对认识人自身是很有帮助的，前些天女儿学校发来通知，说一些孩子身上发现了虱子，让家长注意防范。说到虱子想到了这个话题。

1577年在英国牛津，一位叫做Rowland Jenks的人被带到法庭，审判的时候吸引了很多城市里的居民和牛津大学的人来看热闹，法庭里非常拥挤，气味难闻，Rowland被判有罪，惩罚是被割掉双耳，之后据说他又活了30多年。但看热闹的人却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情，很多人陆续生病，发烧，身上出现很多红点，然后很快死亡，这个病在牛津流行起来，估计500多人死亡，包括100多牛津大学的教工和学生，还有当时在法庭的一位贵族以及法官本人都没有逃脱。这个就是英国历史上很有名的所谓“黑色法庭”。

后来人们知道这个病叫做流行性斑疹伤寒，也被叫做监狱热，是寄生在人身上的虱子传播的疾病，更精确的说是虱子拉的粪便传播的疾病。虱子不像跳蚤蚊子，不会飞也不会跳，只会爬，一般寄生在人衣服缝里，喜欢羊毛和纯棉的内衣，在衣服缝隙里安家后，饿了就到人身上吸血，高兴了就在衣服缝里生孩子。如果一个人患上了斑疹伤寒，他身上的虱子吸了这个人的血，虱子因为消化系统受到疾病的伤害，很快也就死了，但如果在这个虱子死之前，爬到了另一个人身上，因为消化系统出了问题，在这个倒霉的人身上拉了粪便，这个人感到了搔痒，一抓，疾病就顺着皮肤微小的破口传给了这个人。虱子的粪便干了以后，变成灰尘飘到空中，也能被人吸到呼吸道里，吸入的人也能被传染。

人得病之后，发热，关节肌肉疼痛，出现剧烈头痛，身上出现典型的斑疹，这就是中文“斑疹伤寒”的来历。英文名字叫Typhus，源自希腊语typhos，意思是发呆懒散，描述了患病者的一种精神状态。

斑疹伤寒往往发生在生活条件恶劣的地方，例如卫生条件很差又非常拥挤的监狱，船舱，发生战争和饥荒的时候也容易流行。

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流行是在1812年，拿破仑率领几十万大军进攻沙俄，在进攻的过程中很多士兵得了这个病并死亡，到进入莫斯科的时候，只剩下不到10万人，莫斯科是座空城，饥饿，寒冷，再加上士兵们挤在一起过夜避寒，加速了斑疹伤寒的传播，拿破仑兵败回到法国的时候，60万大军只剩下了3万人，3万人里能干活的只有几千人。

1909年，法国人Charles Nicolle （1866-1936）在北非发现，当一个人住进医院或监狱的时候，把衣服脱光，洗澡，头发胡子剃光，这个人就不会传给别人斑疹伤寒，他通过这个发现了虱子在疾病传播中的作用，因此他获得了1928年度诺贝尔奖。现在监狱的很多做法也许就是源自这位的建议。

1909年，美国病理学家Howard Taylor Ricketts (1871-1910年)首次发现落基山斑点热的独特病原体，这是一种更接近细菌的原核生物，Ricketts在芝加哥的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他有的时候还把分离出来的病原体注射给自己，观察反应。1909年墨西哥城流行斑疹伤寒，于是他到了墨西哥城，并成功地分离到了病原体，不幸的是，他也被感染上并死于这个病，以后人们把引起斑疹伤寒的病原体叫做立克次氏体（Rickettsia）。巴西科学家J.M.von Prowazek （1876-1915）也独立发现了斑疹伤寒的病原体，他也是死在自己的研究上，有的时候，人们也把立克次氏体叫做普氏立克次氏体，以纪念这两位为疾病研究献身的人。

以后随着敌敌畏和喷药筒的发明，人们找到了对付虱子的办法，有的科学家还从虱子的肠子及粪便里提取出东西制成了疫苗，抗菌素大量应用后，斑疹伤寒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还是见过不少斑疹伤寒患者的。

西西河里面对地震糖尿病争论的很厉害，其中一位北辰网友引用台湾的一项研究，摘要可在文后找到，这个似乎是一个地震能够导致糖尿病的证据。

仔细阅读了摘要，很遗憾无法看到全文，或者是整个资料，所以很多话是推测。这项研究的方法是观察震前和震后到医院门诊看慢性病的就诊人数，地震后就诊人数增加了，新诊断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数也增加了，所以作者得出的结论说地震增加了糖尿病的患病人数。

其实作者是很难下这样的结论的，因为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患病率很高，台湾的糖尿病患病率大约在7%左右（印象中的数据），每次只要在从来没有查过血糖的人群中检查血糖，都能发现很多新糖尿病人，就是说糖尿病存在着大量的未被诊断的人群，所以新发现的糖尿病人数很大的可能是源自到门诊看病人数的增加上，就是说如果作者做一些统计学计算，把就诊人次增加这个因素排除出去，看是否还能得出这个结论。

地震后因为伤亡的情况，对人心理的冲击很大，从就诊人数增加这个数据看，人们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对人生观也能产生很多影响，记得上大学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很多来自唐山经历过地震同学的不同，这个不同很难说的清楚。而糖尿病，只要人们开始关注，到门诊看病检查增多，发现新病例就增多了，这个不能说是地震引发的。

所以，个人观点，地震糖尿病这个概念，在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数据前，是不存在的。

THE EFFECTS OF THE 921 TAIWAN EARTHQUAKE ON MOBILITY AMONG PUBLIC EMPLOYEES IN THE DISASTER AREA: ISEE-268.

ABSTRACTShttp://www.cchere.net/article/1636243.html
Epidemiology. 14(5) Supplement:S52, September 2003.
Chang, T Y (1); Ou Yang, Y C; Hsiao, Y Y; Chan, C C

Abstract:http://www.cchere.net/article/1636243.html
Introduction: On September 21, 1999, a powerful earthquake of magnitude 7.3 on the Richter scale struck central Taiwan and caused a total of 2,347 deaths. From the scale and the degree of damage, it is believed to be the worst earthquake in 20th century Taiwan. Past studies related to earthquakes discussed the immediate effects on the mortality and causes of deaths, but rare studies emphasized the prolong effects on the mobility. One cohort study presented the increasing numbers of incident cases of hypertension, heart disease, arthritis, and diabetes within the first 6 months, however, without the pre-earthquake clinical diagnosis or medical reco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 cases of chronic diseases occurrence and the earthquake inducement was unknown. With the completely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NHI) system in Taiwa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scribe the prevalent pattern of chronic diseases and to clarify the different mobility between the pre-earthquake and the post-earthquake in the 921 Taiwan Earthquake.

Methods: We carried out two set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collect individual information related to damage of this earthquake and personal life style between 2002 and 2003. 3,637 persons comprised public employee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were voluntary to supply personal identity numbers to link the NHI system for individual outpatient enrollment analysis. The data from March 21, 1999, through March 20, 2001 were obtained from the Bureau of NHI. According to the occurrence of the 921 Taiwan Earthquake, the outpatient data of this population was divided to pre-earthquake and post-earthquake time-periods with every 6 months. The trends of outpatient frequency and outpatient number of all diseases and specific chronic diseases were determined and the incident cases were observed during the two years.
http://www.cchere.net/article/1636243.html
Results: We observed that the total outpatient frequencies of all diseases in this population increased from 20,411 times in the half-year pre-earthquake to 23,103 times in the one-year post-earthquake and slightly decrease to 21,401 times in the 1.5-year post-earthquake. Male had higher outpatient frequencies than female and both gender had the same trend as the total of all diseases. In the outpatient numbers of all diseases, however, total outpatient numbers continued to increase from 2,677 persons in the pre-earthquake to 2,773 persons in the post-earthquake. The most age group to use healthcare service was 40-49 years old. Our findings presented rising trends in the prevalent rates of diabetes mellitus (ICD-9: 250) and hypertensive disease (ICD-9: 401-405) after this earthquake, but the prevalent rate of ischaemic heart disease (ICD-9: 410-414) reduced at the first 6 months and then increased in the post-earthquake. We also observed the numbers of incident cases on bronchitis, emphysema and asthma (ICD-9: 490-493) were more than other chronic diseases after this earthquake.

Conclusions: We concluded the prevalent patterns of chronic diseases on public employee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were affected by the 921 Taiwan Earthquake, and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this earthquake on respiratory system would be more study in the future.
http://www.cchere.net/article/1636243.html
(C) 2003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Inc.